这篇传记是诗人写诗人，作者冯至是中国现代杰出的诗人。这本书创作追求忠于史实，所有描写都有史实作为根据。但又不作烦琐考据。作品所展现的杜甫形象生动，性格心理发掘很深入，作品达到了艺术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是一部传记文学的佳作。长安十年杜甫35岁时（746）也到了长安，但他的眼光并没有局限在这些耀人眼目的事物上；他在这些事物外看到统治集团腐朽和人民的疾苦。在长安一住十年，他得到的并不是显耀的官职，而是对现实的认识，由此他给唐代的诗歌开辟了一片新的国土。

他的眼光是那样的特殊。他对国家和人民倍加关心，统治集团的腐化是锝不到官职的一个重要原因，人民的疾苦是杜甫作诗的思想源头之一。最后达到忧国忧民的上一层次。李隆基将政权交给里李林甫，使得贤才，有能力的人，几乎没有一不遭受他的暗算与迫害，除李林甫外，政府里的人不是像杨国忠那样的贪，就是像陈希烈那样的庸懦。

杜甫的心情已大为改变，不得不放弃那种豪放的生活，等到752年李林甫死后，他放胆的述说出他几年来心中的悲愤，对于自己的生活的描写更体现其受迫害之深。他生活贫苦，曾做过别人的宾客，但目的还是为了谋取一个官职。他被贫穷所压迫，一方面被事业心驱使，达到为了得到一个官职不择手段的地步，另一方面他又是那样的抑郁，无奈。“丽人行”是描绘了杨氏姊妹丑恶的行为，在这政风糜烂，边疆失利，民生渐趋凋敝的时代，玄宗奢侈的生活却有加无减。这是杜甫在长安的真实收获？他步履从贫乏的街巷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名阁，到互竟豪奢的曲江再到征人出发毕经的咸阳桥，他由于进士要求的失败，认识了这个政治集团的糜烂，由于自身的饥寒触到了人民的疾苦。若是没有进士的失败，想必他也不会体会到这种社会的现实。

流亡在安史之乱，及以后的战乱中他困居长安，从秋到冬再从冬到春，除去为国家忧愁外，自然他也时常思念他的家人；远在钟离的韦氏妹，滞留平阳的弟弟，鹿州的妻子，在长久的不到家中的消息，并听说胡人到处残杀，一直东到鸡犬。后来恢复了，他才得一令他称心的官职。短短三个多月，杜甫念及两京沦陷，人民疾苦，他忠于他的职责。似乎没有这些经历杜甫也不会坚守他的岗位，他也有一些野心。侍奉皇帝与走向人民杜甫仍做皇帝的供奉官左拾遗。是风翔的一段经历给他的教训太大了呢，还是这平静的官僚生活把他的视野仅限制在皇帝周围，而看不见广大的人民呢。这为杜甫再一次回到群众中作了一个铺垫。

杜甫经历了有关征兵役等事件，在那段日子里他写了“三吏”“三别”等佳作。这风云多变，忧患重重的现实社会，导致了杜甫一生无穷的苦难杜甫诗感人的力量由此产生：诗人无论“慨世”还是“慨身”，他的感情总是和国家危机，人民疾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部分诗篇都充满着个人的与时代的血泪。“杜甫传”让人们感受到了现实的残酷，而杜甫又是这个现实的受害者与申述者。

杜甫的读后感篇2

观杜甫。闲坐岩石，穿倚翠竹，仰望晴空，身绕清风，一个逍遥的诗人。

叹抉择。杜甫一生都十分矛盾，一方面羡慕自由的“江海人士”，一方面又想在长安谋得一个官职，他怀念李白，羡慕李白还继续着那种豪放的生活，而他自己却不得不跟这种生活告别。人的一生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一颗心，两个方向，双方的拉扯令自己痛苦，然而自己无奈。转看自身，心中那份藏匿许久的童稚想有一片游玩的天地，然而“前程”二字却牵着握笔的双手遨游在书海，无奈，惟独在桌角深刻“自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

叹仕途。上帝以胃口为诱饵将一颗颗飘荡的心领入曲折坎坷的生活路。在矛盾中杜甫踏上仕途，跌跌荡荡，起起浮浮，忠的呈现似乎注定要以奸来陪衬，阴谋笼罩的朝廷怎容得下杜甫这种的儒生，一次次的希望，一次次的打击，杜甫一生仕途坎坷。愤!愤奸臣，这不是一个人人格上的悲哀，而是当时社会的悲哀，甚至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叹诗才。“诗圣”杜甫用其一生造就“诗史”，他写“绝”了唐诗，也写“完”了唐诗。他之后的诗韵格律，最终都以他的诗篇为金科玉律，“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北征》，他的律诗千秋无匹。当杜甫二字成为教科书上的常客，当稚嫩的童音将杜甫的诗读入空际，心中的那份赞叹无法压抑。

叹人格。一首首坚硬的诗源于一个伟大的人格，一双脚触摸这片曾经流血的土地，一双眼看尽战乱的残酷，人生的悲凉，一对耳听尽人间的哀哭，这一切筑成的是杜甫的人格，他将这份内心的震撼扬于诗中，摇动了封建这座堡垒，将民愤、民怨、民饥、民寒诉说。

读杜甫。独坐孤石，心立坚竹，俯瞰尘世，写尽悲苦，满心愁绪的诗人。

杜甫的读后感篇3

去成都时特意去了杜甫草堂，可惜我们选的时间不太好，当天大雨倾盆。

本想着，也许雨天游人会少一些，其实不然。走到草堂遗址处时，游人密密地挤在草屋之中，我有些惊讶于人们的热情，同时也忧虑扰了“诗圣”的清修，只好略带遗憾地远离了草屋。

759年，48岁的杜甫到达成都，住在西郊外浣花溪寺。

冯至先生在《杜甫传》中写杜甫初到成都时的情形：“杜甫在庙里没住多久，便在城西七里浣花溪畔找到一块荒地，先开辟了一亩大的地方，在一棵相传二百年的高大的柟树下建起一座并不十分坚固的茅屋。”

顺带说一句，浣花溪这个名字个人非常喜欢，离开了草屋之后，顺着小溪走了好长一段路。

几乎每一位国人都是从小就开始接触杜甫诗作的，从《春夜喜雨》中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到《江南逢李龟年》中的“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都时常被后人吟诵。

李龟年是大唐开元时期的著名歌唱家。杜甫初遇李龟年，是在724（开元十二年），这时的杜甫是十几岁的少年郎。几十年后，晚年的杜甫在潭州（长沙）再次偶遇李龟年时，写下了这首《江南逢李龟年》。

平日里，我们对诗圣杜甫的了解多是因为一首诗作，或者是因为一个传说，非常的片面。读《杜甫传》，可以让我们对杜甫的.生平有更加立体的了解。

20xx年，冯远征导演并领衔主演的话剧《杜甫》在首都剧场首演，得知消息之后，人提前一个月就在网上预定了演出票。

整部话剧从李白、高适、杜甫三人把酒言欢开始，到三个人各奔东西，再到杜甫流亡途中写下“三吏三别”。最后，话剧落幕在杜甫高声吟诵《春望》，童声背景音让观众们听得潸然泪下。

?杜甫传》中写，游侠与求仙，在李白的一生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对杜甫来说，这两种生活于他非常遥远。然而，当744年（天宝三年）李白，因酒后傲慢得罪了高力士和杨贵妃离开长安来到洛阳之时，杜甫因倾慕李白，被李白的文采吸引，欣然与李白一同渡黄河来到王屋山道家圣地。

冯至先生说，这在杜甫的一生里是一段插曲。这段插曲书写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相遇的伟大时刻。

在这里，杜甫李白与高适相遇，三个朋友度过了一段呼鹰逐鹿的田园生活。

杜甫与李白、高适两人虽然人生道路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之间纯挚的友谊、文人间的惺惺相惜令人羡慕，在我看来，李白和高适是杜甫一生中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

冯至先生在前记中写：这部传记，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它空白，不敢用个人的想象加以渲染。

这段话让我由衷钦佩冯至先生，他坚守文人操守，为我们讲述了杜甫真实的人生故事，让我们在吟诵诗圣留下诗篇的同时，也可以走近诗圣杜甫的世界、品读杜甫的人生。

杜甫的读后感篇4

杜甫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是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他的诗也被称为“诗史”。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祸乱迭起的时代，他的一生是悲惨的，经历了无数的艰难与痛苦，理想和抱负无法实现。政治挫折、逃亡、贫穷、饥饿、疾病、儿女夭折、兄弟离散，所有的这些都是杜甫的身体和精神长期受到煎熬与折磨。正是这一生遭受的灾患和痛苦，成就了杜甫。他把所有的痛苦在心中进行体验、咀嚼、思考、提炼，变成了一首首动人的诗篇。

这本传记，讲述了伟大诗人杜甫的一生历程，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一生经历了很大的转折，他从炫耀自己的家族转到关心国家命运，从抒写个人的情感转到关心人民的疾苦，是艰苦的生活使他变得伟大，是多难的命运升华了他的才华。杜甫的的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读书和漫游时期（35岁以前）。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开元十九年（时20岁）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再漫游齐赵。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第二个时期是困居长安时期（35—44）。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在长安多年仕途上没有什么收获，生活越来越贫穷，但是对社会的观察却越来越细致，思考越来越深刻。在长安的第十年，终于谋得了一个小官职——兵曹参军（主要是保管军用仓库的钥匙）。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第三个时期是陷贼和为官时期（45—48）。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书为宰相房琯之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不朽的作品，即“三吏”和“三别”。

第四个时期是西南漂泊时期（48—59）。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来严武被任命为成都府尹，杜甫投往，严武死，他再度四处漂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到湖北、湖南一带。最后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数》《登高》《秋兴八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大量名作。

杜甫活了不到60岁，其一生经历，几乎浓缩了一个人生命所能经受苦难的极限，他的经历让我们知道：当我们面对困难、遭遇挫折的时候，不要抱怨，不要灰心，一定要振作精神，接受生活的考验，因为苦难的生活一定会给人丰厚的馈赠！

杜甫的读后感篇5

杜甫（712—770）,字子美，又称杜少陵、杜工部。生活在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他的诗歌，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状，被后世称为“诗史”，杜甫也因此被称为“诗圣”。他有“致君尧舜上”的远大抱负，却始终没得到重用，一生饱经忧患。他的一生是一个悲剧，在拼搏事业的过程里，因为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只把诗人看成清客和帮闲，看成它的点缀，从不能容忍他充当人民的喉舌，谁的诗歌里有人民的声音，谁的生活便会受到冻馁的威胁，杜甫的悲剧也就无从避免。他的无奈已经超越了无奈的定义，成为普通人难以体会之重。究其事业无奈感的缘由，可能有：

1、大时代的大动荡和统治阶级内部潜规则

杜甫20岁后的生活可大致分为4个时期：南北壮游（玄宗开元十九年至天宝四载731--745）；困居长安（天宝五载至十四载746--755）；为官流亡（肃宗至德元载至乾元二年756--759）；漂泊西南（肃宗上元元年至代宗大历五年760--770）。

在这4个时期里，从天宝十四载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整个唐朝陷入一片混乱，战争不断，政权不稳，民生凋敝。即使8年后安史之乱被平定，唐王朝也是虚有其表，藩镇割据，外族侵犯频繁，局部地区（尤其西南）兵变实属常事。社会的大动荡使得统治阶级已经无暇顾及治国人才的筛选，而是更看重可以迅速平定战乱的武将。这一点可以从757年唐肃宗感动着杜甫的报国热忱，任命杜甫为左拾遗，而看似相当重要的职务却由“从八品”官员担任，看出皇帝并不是需要什么真正的谏臣，而是把他当做身边的点缀。而当时杜甫也只是一个名气不大的诗人，生活条件的恶劣，年龄的增长使他疾病缠身，形容枯槁。就第一印象来说，他不可能是必需的人才。而且杜甫在这之前有很多写实诗歌是针砭时弊的，如：《兵车行》《丽人行》等，是官僚阶层难于容忍的，统治阶级不会让一个会或可能制造对他负面影响的人身居要职。

如果时代没有开始安史之乱，杜甫的前途会不会更有希望呢？答案是：也不会！唐玄宗从开元之治晚期开始沉湎女色，荒于政事，政权由奸相李林甫、杨国忠把持长达十九年之久，而李林甫最疾恨文人，怕他们任意批评朝政对自己构成威胁，于是策划了无一人及第的科考，还对玄宗谎称“野无遗贤”。而这次考试35岁的杜甫也参加了，他把这次考试看成他唯一的出路并且以为一定能成功，不料是这样的结果。落榜的同时，杜甫的父亲可能在奉天县令的任上不久就去世，他的家境从此无法给他带来任何物质上的支持和任何有利前途的人脉关系。在家道没有完全衰微时，他的壮年有十年漫游，而他漫游途中所结识的朋友多是游猎玩乐的朋友，并没有什么实际上能援引他去做一番事业的人物。即使这个时期结识的李白，李邕，高适等名人，对杜甫的前途也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杜甫所推崇的耿介人士张九龄，严挺之都被李林甫排挤，离京不久便逝去；李白，贺知章等也上疏请度为道士，归还乡里；李邕在任上被李林甫势力暗杀；左丞相李适之贬为宜春太守后也被迫自杀；而后来与杜甫关系密切的房琯也贬为宜春太守。可见当时的唐王朝统治阶级何其腐败黑暗。

杜甫的为官经历有三次。755年，长安，也许是上承左丞相韦见素的诗起作用，44岁的杜甫，被任为河西县尉。但当时的县尉是为恶的官职，他已然辞却改就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任务是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门禁钥匙，职位正八品下。为此他写了诗《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但没工作多久，安禄山打到洛阳，长安沦陷，国难官不成。757年，凤翔，46岁的他被唐肃宗任为左拾遗，职务是供奉皇帝，进谏言，举

贤荐良，职位从八品上。但仅工作三个多月，肃宗不喜欢他，被放还回家。764年，成都，53岁的杜甫受严武的举荐任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职位从六品上，但因幕府幕僚间相互倾轧的状态使杜甫心力交瘁，次年正月便辞职卸任。从他的事业轨迹看，杜甫没有大起，也不存在大落，甚至谈不上是一条事业线。

任何时代都有潜规则。杨玉环受宠，全家得势；李林甫掌权，异己得诛，在这样动乱的时代，

这样腐坏的统治阶级，这样无情的潜规则下，杜甫没有好的地位，没有优的背景，没有多的钱财，没有厉害的人脉，没有惊人的治国之才，上级不讨喜，同级不讨好，想要有所作为实属难事。史料记载，在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出三篇辞气壮伟的“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赏识，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他则等待分配，但没有下文。之后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举荐，但都没有结果。可见杜甫前途的无奈，外在的压迫和排挤是占很大比重的。

2、奉儒守官的追求和厚重的社会责任感

杜甫的家世与出身是有亮点的。他是晋代名将杜预（222—284）的第十三代孙。杜预的少子杜耽任晋凉州刺史，杜耽孙杜逊在东晋任魏兴太守，杜逊子杜乾光的玄孙杜叔毗任北周硖刺史，杜叔毗子杜杜鱼石在隋任获嘉县令，杜鱼石子杜依艺任巩县令，杜依艺子杜审言任

膳部员外郎，杜审言子杜闲（就是杜甫的父亲）任奉天县令。可见，杜甫出身于有悠久传统的官僚家庭，自小耳濡目染的是忠君报国的儒家思想，而他也极其推崇他的祖先杜预和祖父杜审言，希望可以延续先人的事业和文才，重兴家庭声势。在《进週赋表》里“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可见杜甫的人生理想和事业追求。他中年时期积极谋取官职，不惜向任何一个当权者寻求援引，结果总是让人抑郁。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是值得敬佩的，但没有结果的追求是不够明智的，是在自己施压，自己禁锢，是很无奈的。

杜甫的事业追求心是超出他能量之外的负担，除此之外，他的精神自己禁锢还在于他有着厚重的社会责任感。他的出身使他在当时享有很多特权，但他一生多是在贫困中度过。他的强烈爱国心让他即使穷，也要独善其身，还要兼济天下；即使没有物质的救助，也要用诗为苦难人民申诉。他为逃役的老翁一家写《石壕吏》；为不足年龄被迫征兵的孩童作《新安吏》，自己草堂漏雨他想的是天下仕子的处境；自己有温饱问题却为孤居无食的老妇写解围信；为新婚后作死别的夫妇吟《新婚别》……他无时无刻不关心天下苍生，他没有学李白的放任潇洒，他没有学陶渊明的遗世独立，他追随着屈原式的坚守，却比屈原更坚韧。当社会处于病态，当人民处于水深火热，自己想极力援救却无计可施，他的无奈会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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